派驻机构正是一种属于派出的纪检监察机关的、根据法律和党内法规抽象设立的间接国家机关。
他认为，在这种类型的经济中，地方政府与上级政府之间的确没有多少讨价还价的权力，但它们却有很大的自主权得以在国有部门以外建立市场取向的企业来使本地区得到发展。(40)参见郑毅：《论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原则——基于我国〈宪法〉第3条第4款的考察》，载《政治与法律》2019年第3期。
他说：在严格的规范意义上，中央政权只是宪法的创造物，与地方政权共同构成宪定机关的一部分。(78)因此，在权力横向配置这个层面，指出国家机构的民主集中制和党的民主集中制在实践中有不同表现和结果，是有道理的。(54)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载《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7页。毕竟，地方政府在管理具体工作的时候也可能采用分工、统筹、监督等工作方式，而假手他人处理事务未必意味着失去对细节的把控。在实定法上，很难找到保留权力的痕迹，更不要说什么固有权力了。
审时度势与投机取巧也许只有一线之隔。(27)季卫东：《法律程序的意义——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另一种思考》，载《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因此，除非特别说明，出于行文方便和技术性考量，本文将原旨主义与原旨解释等同使用，前者主要用于关于比较法的部分，后者则主要用于关于中国问题的部分。
相比直接的条文层面的移植，解释层面的移植更为潜移默化。在中国，无论立法机关还是司法机关都不存在遵循先例的特定制度，基于此更应强调释宪者尊重宪法原意的义务。原旨解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宪法解释的实质统一，从而促进法制统一。（二）原旨主义的国际实践虽然原旨主义起源于美国，但并非美国专有，而是被应用于其他国家的宪法解释实践中。
相较而言，前者可以从传统、实践等相对有形的东西中寻找和确认，后者则显得抽象和无根，也更容易引发基本价值间的冲突……提供了更多‘夹带私货的诱惑与可能。然而，其在更高层面体现出来的变法与守成之争，则并非美国特有。
随着宪法不断在法院得到解释，必须规范其解释方法，而不能简单说宪法走进判决书，这本身就值得喝彩。未来的宪法解释、合宪性审查以及其他国家机关进行宪法判断时，需将探求宪法原意作为宪法解释的重要环节，特别是在合宪性审查的语境下用于探寻宪法规定、宪法原则和宪法精神的含义。[73]参见（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42页。然而，必须将宪法解释限定在原旨解释的范围中，才能防止宪法解释随意化和主观化。
[70]在此背景下，引入和发展原旨解释也是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32]与在马来西亚一样，原旨主义在土耳其并不属于保守主义，而属于进步主义。不同的释宪者乃至于学者对于同一条文或者语词，完全有可能达成不同的原旨解释。[5]本文试图进一步阐述宪法原旨解释对于推进中国宪法解释发展的必要性及其路径。
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宪法解释的权威机关，但实践中非正式的解释主体呈现多元化格局。[103]在程序上，八二宪法也依循了五四宪法第29条第1款的规定，即宪法的修改由全国人大以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多数通过，体现了修宪权服从于制宪权的原则。
魏治勋：原意主义解释方法的难题及其司法实用进路，《学习与探索》2012年第9期，第67—73页。[65]原旨主义的基本关切不在于扼杀宪法解释的与时俱进功能，亦非另起炉灶或另辟蹊径，而是要求宪法建构必须在宪法原旨确立的原则基础上进行。
[56]201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第104条的解释结合了基本法制定时期制定宣誓制度的背景和要求，以及担任公职法定要求和条件，形成释法理由。这一点对于宪法实践和研究都具有重要性。在1988年一起标志性案件中，马来西亚最高法院宣布，制宪者原初意图决定马来西亚是世俗性国家，即便该国宪法宣布伊斯兰教是联邦宗教。宪法作为具有最高效力的法律，是法制统一的最高标准。较弱的版本则仅仅将其作为一个理由。进入专题： 原旨主义 立法原意 合宪性审查 。
[19]Sukma Darmawan Sasmitaat Madja v Ketua Pengarah Penjara Malaysia[1999]1 MLJ266, at271.[20]Lee Kwan Who v Public Prosecutor [2009]5 MLJ301, at312.[21]也有论者将其概括为强原旨主义和弱原旨主义。而且，当代原旨主义理论也已经通过种种解释技术，特别是宪法规则和原则的区分，让宪法建构也成为原旨解释的一部分。
《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解释工作规定》第4条规定：解释党内法规应当遵循《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第7条规定的党内法规制定原则，忠实于党内法规原意，适应党的事业发展需要和党的建设实际，不得违背党内法规的制定目的和基本精神。通过对于中国宪法文本的整体理解，以及对于中国宪法序言和社会权历史的恰切解读，我们可以发现其中蕴含的政治权利性质，即参与经济民主管理的权利和成为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公民的权利。
回归和立足于中国宪法文本，是以解释为基本方法构建宪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题中要义。因此，引入和发展原旨解释可以成为一种可行的改善方式。
在马来西亚，晚近几十年来的核心争议点在于国家与宗教的关系问题。前者必须严格遵循，后者需要后世予以高清化，但前提是在原初图像的基本结构和主体色调基础上进行发挥。宪法文本的原初意涵未必意味着其原初适用场景或适用对象，在宪法规定的一般条款所创造的建构区中（如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宪法解释可以进行必要的建构，以适应变化的社会环境和新兴的价值观念。种种版本和变体之间具有某种家族类似，即一些共识性命题：原初命题（宪法解释应当探寻宪法的原初意涵）、含义命题（宪法原旨客观存在且可通过解释方法而获得）和忠诚命题（释宪者应忠于宪法原旨，才能忠于宪法）。
[60]违反宪法规定意味着违反宪法条文，而宪法精神不一定是宪法条文直接明文规定的内容，有时需要从宪法文本乃至宪法制定的历史背景、制定过程、主要任务等文本以外的因素中推导、论证、引申出来。[78]另一方面，地方人大常委会也有合宪性审查职权，因而会从事宪法解释，被称为非正式的合宪性控制方式。
其二，固定含义在宪法解释中的效力。学界曾经围绕宪法序言的法律效力进行过争论。
[5]参见邹奕：原旨主义在中国宪法解释中的基本价值探究，《政治与法律》2021年第7期，第93—104页。[8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法〔2016〕221号）。
当然，通过原旨主义寻求宪法解释的客观中立，并不意味着封闭宪法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空间。[25]因此即便以原旨主义著称的斯卡利亚大法官，也不排斥使用其他方法，甚至自称懦弱的原旨主义者（faint-heartedoriginal- ist）。法院依据宪法文本和制宪者意图分析驳回了上诉，但宪法原旨并非得出结论的决定性因素，法院还援引了大量的司法先例。除宪法文本外，宪法序言和制宪修宪历史文献材料是探究宪法原旨的主要渊源。
[69]李鹏：《立法与监督——李鹏人大日记》，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第264页。[6]Lawrence B. Solum, The Fixation Thesis: The Role of Historical Fact in Original Meaning, Notre Dame Law Review, Vol.91, No.1, 2015, pp.1-78.[7]Lawrence B. Solum, Semantic Originalism, Illinois Public Law Research Paper No.07-24, 2008, pp.1-173, http: //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 abstract_id=1120244#, last visited on 20 December 2023.[8]Sotirios A. Barber and James E. Fleming,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The Basic Ques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79-98; Randy E. Barnett and Evan Bernick, The Letter and the Spirit: A Unified Theory of Originalism, Georgetown Law Journal, Vol.107, No.1, 2018, pp.1-56.[9]Jack Balkin, Framework Originalism and the Living Constituti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103, No.2, 2009, p.601.[10]Alfred Avins, De Facto and De Jure School Segregation: Some Reflected Light on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from the Civil Rights Act of 1875, Mississippi Law Journal, Vol.38, No.2, 1967, pp.179-247; Raoul Berger, Government byjudiciary: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fourteen thamendment,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97, pp.3-11.[11]Oliver Wendell Holmes, Collected Legal Paper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Howe, 1920, p.204.[12]Lawrence B. Solum, Intellectual History as Constitutional Theory, Virginia Law Review, Vol.101, No.4, 2015, pp.1124-1139.[13]Cass Sunstein, Originalism, Notre Dame Law Review, Vol.93, No.4, 2018, p.1676.[14]Antonin Scalia, Originalism: The Lesser Evil,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Law Review, Vol.57, No.3, 1988, pp.849-866; Clarence Thomas, Toward a Plain Reading of the Constitution: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in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Howard Law Journal, Vol.30, No.4, 1987, pp.983-996; Amy Coney Barrett, Originalism and Stare Decisis, Notre Dame Law Review, Vol.92, No.5, 2017, pp.1921-1944.[15]Jack Balkin, Living Originali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16]Ibid., pp.3-4.[17]See Balkin, supra note [15], pp.6-7.[18]值得特别说明的是，原旨主义已经摆脱了起源时期的美国保守主义背景，发展成为一种具有学理基础的一般性宪法解释方法。
侯学宾：《美国宪法解释中的原旨主义》，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原旨解释能够在方法论层面促进中国宪法解释客观性的提高。
[37]（三）原旨主义的一般理论意涵经过多年发展，原旨主义与其说是一种特定的宪法解释理论，毋宁说是一个诸多解释理论的集合，其内部包含不同的版本和变体。[49]立法原意则较为模糊。
